徐兴无：《〈孟子〉通识》
发布日期：2025-06-27 14:34 点击次数：172
孟子是中国思想史上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儒家先行者，他游说诸侯，却一生未能施展政治才能，退而著书后，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孟子》，树立了生不逢时的“不得已”而“好辩”的斗士形象。《孟子》作为“四书”之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民本、仁政、良知等思想震古烁今。
作者以通识视野著成《〈孟子〉通识》，聚焦于孟子的生平与抱负、《孟子》的版本流传和“性善”“良知”“仁义礼智”“仁政”“民本”“浩然之气”“道统”等思想精要，回答了孟子对孔子有何继承、孟子文化精神的创新表现在哪些方面、孟子如何进行经典的批判与重构、孟子心中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子、孟子对东亚文明有何影响等基本问题，深化了孟子思想在当今社会的价值。
今天我们为何读《孟子》
一、困吝存志
——流亡者的经典
1 《孟子章句》和汉代的经学
2 写本时代的《孟子》
3 刊本时代的《孟子》
二、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人生与抱负
1 母教和孟子的人生
2 孟子对孔子的继承
3 孟子的抱负
三、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文化精神的创新
1 良知：人性的深处
2 仁义礼智：道德体系
3 万物皆备于我：人与宇宙
四、知人论世，以意逆志
——孟子的经典课
1 尚友古人：经典的价值
2 辞与意：经典的释读
3 取义：经典的批判与重构
五、仁政
——人是政治的目的
1 王何必言利：政治的根本
2 民为贵：政治的主体
3 恒产与恒心：制民之产
4 民事不可缓：小国的立国之道
5 善战者服上刑：反对战争
六、君子志于道
——孟子与儒家的道统
1 然而无有乎尔：孟子的使命
2 君子欲其自得之：道的实践
3 予岂好辩哉：道的争论
4 孔孟之道：《孟子》与唐宋新儒学
5 大而化之：新儒学与东亚文明
后记
在温文尔雅的儒家传统当中，孟子是一个激进和有个性的人物，因为他生活在战国这个乱世，要发扬创新儒家思想，必须首先成为一个不得已而好辩的思想斗士。只要我们阅读《孟子》，就会被其中思想的力量所震撼，正如朱子所说的那样：“《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
思想的力量在于思想的深刻。孟子是从探索人性这个最复杂最幽深的世界开始的。思考人是什么，这是孟子同时代的先秦诸子们都关注的问题，因为只有将人的本质定义了，才能确定人的价值和意义，才能知道人类应该具有的道德和理想的社会，才能让身处乱世的人们安身立命。那么，和其他思想家相较，孟子关于人性的思想有何特别之处呢？
先秦诸子，有的认为人性是自然本性，有的认为是后天养成的习性，有的主张人性善，有的主张人性恶，此外还有善恶并存、无善无恶诸说。
孟子是“道性善”的，但他主张的“性善”并不是指人的本性全是善的，他指的是：唯有人，才具有一颗能够觉察到自己本性的心，并且能凭藉这样的觉察能力养护、发展自己的人性，使之向善、为善，成为完成人生意义、社会价值乃至赋予宇宙以意义的力量源泉。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道德都是被人的内心自觉出来的。
因为心有觉知善恶的判断力，所以孟子也称之为“良能”、“良知。”在孟子看来，心是人之“大体”，其他感官皆是“小体”，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因此，孟子并没有简单地将人性定义为善，而是定义为人的自觉对象，性与心是融为一体的，不妨称之为“心性善”。
后世解释孟子性善说最清楚的大概是王阳明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心作为身体的官能，感受事物而起念，以其有辨别善恶的判断力，因而有为善去恶的行动力。
所以，和许多思想家专注于阐论人性的本质内涵不同，孟子专注于如何“尽性”，即如何实现人性的价值，这样就将人性的讨论从理论或知识的领域带进了人生的实践，也就是儒家意义上的“学”的领域，“人皆可为尧舜”，在学做圣贤的过程中尽心知性而知天、存心养性而事天。
孟子的性善论从修养实践的角度赋予人性以道德价值和宇宙意义，点亮了人的内心。他将人性作为人们超越个别与特殊，进入无限与普遍的起点与终点，成为自我实现的目标，而不是某种外在的规范塑造的对象。
思想的力量在于有光辉。孟子说“充实有光辉之谓大”。孟子的思想光辉就是强烈的淑世情怀和仁爱精神。他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自以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所以，他的思想气质和冷眼达观的道家、追求功利的法家、热心救世的墨家都不一样。道家说“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人和道德文化皆是自然目标的工具，用后便弃。法家说“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因此可以用利禄和刑罚操纵人类。墨家说“兼相爱，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为也”，说到底也是一厢情愿地以爱求利而已。
孟子说 “人者仁也”，他关注的是如何实现每个人的人生理想和价值。由于孟子的思想是以人伦为中心的，所以他严辨义利，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仁爱和道义的关系，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而不是“交征利”的互相利用，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孟子从讨论人性出发，提出了政治理想——“仁政”。仁政的根据是人的良知，人心能自觉出仁爱的美德，就能产生仁爱的政治。在仁政的结构中，民是最重要的组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还有比民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民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之尔也。”
所以孟子认为统治者的责任更加重大，必须保民，为民制产，井田共耕，守望相助，什一而税，市井不征，养民之后才能教民，使之有恒产而有恒心。孟子的仁政思想虽然在当时被视为迂阔，但一直是中华文化中最大的政治共识，也是反对暴政的思想武器。
思想的力量在于强烈的批判精神。孟子会骂人。他指责横征暴敛，侵略邻国、残害人民的暴君为“独夫”，臣子为“民贼”。说他们“率兽而食人”。他同样批判邪说，排斥杨朱和墨家，说他们“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他蔑视权势，“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魏魏然”；逼得诸侯们“王顾左右而言他”。在他表达愤怒之情的背后，是他的批判能力和批判勇气。
孟子培养内心的道德判断力，视之为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因而能以一己之身，担当道义，批判那些不符合道义的“诐辞”、“淫辞”、“邪辞”、“遁辞”。
他的勇气同样来自于他对道义的持守和弘道的使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甚至可以“舍生取义”。
孟子的批判力度之大，气魄如此刚正，令后世许多统治者感到不适，侍讲儒家经典的文臣们甚至回避不言。但孟子的批判精神和一身正气已经成古代正直士大夫的理想和追求。
深刻、有光辉、强烈的批判精神，当然还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和雄辩生动的语言，使得《孟子》成为中国古代伟大的经典。孟子的思想不断受到后世的重视，经过宋明理学的阐释与实践，孔孟之道成为儒家的道统，也就是文化传统中最有生命力和超越性的精神传统，当然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继承的文化传统之一，阅读《孟子》自然也是我们继承传统并从中汲取思想力量的途径之一。
如何阅读《孟子》，孟子已经给我们作了最好的指导。正如孟子面对古人一样，我们了解孟子，不再是“见而知之”，而是“闻而知之”了。既见不到人，只能“诵其《诗》，读其《书》”，通过《孟子》这部经典的文字进入孟子的思想世界。
孟子教给我们两个重要的读书方法。
第一，读书是为了上与古人交友，因此要“知人论世”，即了解作者的为人和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这样才能和他交朋友，和他展开对话。
我们和孟子之间同样如此。所以，我们在阅读《孟子》时，不仅要拓展涉猎一些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先秦史以及《孟子》研究方面的读物，从中找到《孟子》的历史坐标，还要善于从《孟子》的文字中梳理孟子的行迹，把握《孟子》文本内容的内在结构，找到孟子的思想脉络。
第二，读书重在以自己的心去知晓作者的心，这就要能超越文字的束缚，不拘泥于字词的义涵，“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孟子本人讲授《诗》《书》时就是这样，甚至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他是一个积极的读者。
就阅读的过程而言，分为口读、心读和身读。能够准确地理解文本中的字句，把握其中的思想和知识内容，欣赏其修辞艺术，进而探知其中的意义与精神，并通过研读，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便是口读与心读达到的境界。
如果还能再上层楼，联系生活实际，观察、思考孟子的思想对个人和社会的启示，并在生活与工作之中汲取、实践孟子的思想智慧，这便是身读达到的境界，因为实践是更高级的阐释行为。
上述方法不仅是阅读《孟子》的方法，也是阅读一切文化经典的方法。
我和《孟子》这部书结缘甚久。早在1990年跟随周勋初师和莫砺锋师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时，他们便命我认真研读焦循的《孟子正义》。读后写成《论赵岐〈孟子章句〉》一文，经勋初师和砺锋师审阅，多所是正，并加提携，刊于《古典文献研究》（1989—1990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我在论文的结语中写道：
《孟子》是一部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特别是在铸造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与赵岐对《孟子》的整理之功分不开，尤其是他能够把握时代脉搏，以时代精神贯注于解释《孟子》的工作中，厥功尤伟。
“厥功尤伟”四字乃勋初师亲笔加于稿中。可以说，我研读《孟子》是从清代乾嘉学术的路径入手的。
2000年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担任访问学人，参加杜维明先生组织的郭店楚简中儒家类文献的读书会，这是一些需要不断与先秦儒家文献，特别是心性学说比勘对读的出土文献，加之杜维明先生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我也必须阅读一些宋明理学和当代新儒家的书才能参与讨论，其中不乏研究《孟子》的内容。
和乾嘉学派通经释义的古典语文学方法不同，宋明理学则借助经典创发出系统的哲理，来建构道德与政治学说；而当代新儒家又运用了许多西方阐释学、文本理论、对话理论等方法，更多地在思考当代人类面对的问题，所以在理论与方法上开拓了我的视野。
从2001年起直至2016年，我给硕士生、本科生开设了几次“《论》《孟》研究”、“《四书》研究”选修课，其间还带学生去过曲阜、邹城、登过泰山。2020年以来，我还在中学讲过几次“《论语》《孟子》研读”课。讲课的过程是很重要的理解过程。
2017年，我在给本科生的《〈四书〉研读学文小集》作《序》时说：
从教师的角度看，尽管中国文化的经典对这些学生还很陌生，他们在阅读时的思想方式还没能完全脱离中学教育和年轻人稚拙的藩篱，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和对古代经典的兴趣已经足以让他们具备突破藩篱的能力；他们提出的问题虽然是最一般的学术常识，但是这些问题由他们提出，其意义是不同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全部是新的问题，有学术的，也有人生的；更何况他们还提出了一些让我也没想到的问题。这一切都让我觉得研讨课的责任重大，因为没有教科书可以支撑教师的话语权，我说的话虽然出于一定的学术训练，但往往是随着问题即兴讲的，而对学生来说，他以后要在生活和内心验证你说的话，与你展开长期的对质。因此，经典研读课让我意识到面对青年人说话的责任。
这段话，也是我现在想对本书的读者们讲的。
我撰写《孟子》的普及读物始于2007年，当时南京大学从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200部中选择50部，编写《中国思想家简明评传》，我承担了其中的《孟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虽说只有五万字左右，但全用白话写出，方觉普及工作真不易为。书出版后，有中英文对照本（David B.Honey译），由南大出版社出版（2010）；中日文对照本（中岛元春译），由南大和日本北陆大学联合出版（2010）。
2023年，当我接到丛书主编陈引驰教授和中华书局上海公司吴艳红编辑的邀请，让我撰写《〈孟子〉通识》时，欣然受命，因为我也想将近年来的关于孟子的理解再加整理一下。只是我人生如负蝂，担事过多，只能一拖再拖，让吴艳红女士催促频频，想来十分汗颜。
徐兴无，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河北大学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著有《孟子》《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刘向评传》《经纬成文——汉代经学的思想与制度》《早期经典的形成与文化自觉》《书话文脉》等。